前言
1957年5月，一次座谈会上，大家各抒己见，讨论热烈，而张奚若的发言更是直指党和政府工作中出现的问题。
他一针见血地概括出了当时党内工作中存在的“四大偏差”：好大喜功，急功近利，鄙视既往、迷信将来。
这短短的四句话，仅16个字，震颤着在场每个人的心弦，更是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那么，张奚若究竟是何许人也？毛主席是如何回复他的呢？
一位有名的“炮手”—— 大骂国民党，怒斥蒋介石
大名鼎鼎的风流诗人徐志摩曾称张奚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“硬人”：
“他的身体、品性、意志、说话、文章都是硬的，但他，我一样侧重地说，他是可亲可爱的，同时也是可敬可畏的。”
的确，张奚若一辈子都是个“硬人”，他性格直率，从不掩饰自己的想法，行事作风更是雷厉风行，从不喜欢拐弯抹角。
在聆听完孙中山的演讲后，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敬仰之情，直言道：
“孙中山先生的演说，你听着听着就跟他走下去了。”
在辛亥革命时，张奚若前往日本购买军火，运回国内，为起义做准备，而他也成为革命的功臣。
他为实现民主共和奔走呼号，甚至被清军逮捕入狱，几乎遇难，饱受酸楚。
没多久，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果实，孙中山流亡日本，张奚若的内心充满了失望与愤怒。
在他看来，这次的革命虽然推翻了清室，但并未实现真正的变革。
由此，他萌生出了出国留学的念头，他要到外去学一些实实在在的学问，回国建设国家。
张奚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，这所大学中，还有陶行知、胡适、宋子文等人。
据一位留学生回忆，张奚若在当时的留学生中，无疑是首屈一指的人物。他的学问之深，让人叹为观止，因此，他也被誉为“中国的拉斯基”。
而张奚若的好友们，更是用“四四方方”、“有棱角”来形容他的性格。
这个“棱角先生”的绰号，不仅体现了他的独特个性，更彰显了他坚持自我的人生态度。
张奚若一生与“硬”挂钩，这种硬度不仅体现在他的性格上，更表现在他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与担当上。
即使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也毫不畏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，甚至大骂国民党，怒斥蒋介石。
1941年11月，张奚若作为参政员参加国民参政会，彼时，孔祥熙家族牢牢把控着国家的财政大权，搜刮民脂民膏，致使物价飞涨。
会议进程中，一位财政部的高官走上台前作报告，拒不承认出现通货膨胀的问题。
张奚若坐在一旁，冷冷地笑了一声，嘲讽道：“要是在阴沟里都能找到钞票了，那才是通货膨胀呢！”
接着，他又提出了一连串犀利的问题，直击问题要害，这让蒋介石内心很是不悦，但碍于身份与场合，又不好直接发作。
于是便只是按了一下一旁的电铃试图制止张奚若的发言，并表示：“提意见的话，我们当然欢迎，但别太刻薄了。”
张奚若眉头紧锁，当即回怼道：“你不用按铃了，我的话不多，就几句。”接着也不顾一旁脸色难看的蒋介石，继续提出自己犀利的问题。
说完后，他毫不犹豫地拂袖离去，留下会场内众人面面相觑。
第二年，他坚决地选择不再参加会议，甚至将寄来的通知和路费原封不动地退回，附上一句简短而有力的话：“无政可参，路费退回。”
1946年1月，重庆的政治协商会议如期召开，各界名流、党派领袖齐聚一堂。当共产党提名张奚若为代表时，国民党却说：
“张奚若是我们国民党的党员，哪由得你们提。”
不久之后，这句话传到了张奚若的耳中，他没有丝毫顾忌，直接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。
他明确表示，自己被冠以国民党的标签纯属无稽之谈，这是对他的侮辱。他坚定地阐述了自己的立场：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。
事后，国民党方面以知名贤达的身份邀请他参与会谈。但张奚若明白，即使前去参加，也难以改变什么实质性的内容。因此，他拒绝前往。
同年六月，国民党单方面违背了停战协议，向共产党发起进攻，导致国共关系彻底破裂。
面对这样的局面，张奚若深感愤慨与失望。他在一场四校联合的讲演会上，毫不畏惧地揭露了当下中国政权所面临的严峻问题，并公开斥责蒋介石：
“为了国家的未来，蒋介石理应下野。如果有机会面对他，我一定会直言不讳地说出这四个字——请你下野！说得不客气点，就是请你滚蛋！”
当时的社会环境并不安稳，特务的眼线无处不在，但张奚若却毫无惧色。
深思熟虑提国号
张奚若的个子虽然不算高，但他总是以整洁的衣着和从容自然的绅士风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
他日常习惯性地头戴礼帽，手拄文明杖，一副黑色眼镜稳架在鼻梁上，显得既端庄又文雅。
他上课从不带课本，但一切内容都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。每当他站上讲台，他就会一直滔滔不绝地讲下去。他曾多次对学生们说：
“攻读政治学，不是为了求官。如果你们有志于成为社会的改革者，那就努力去做吧；
如果不行，成为一名正直的政治学者也是不错的选择；但如果两者都不成，那么就做一个普通的百姓也未尝不可。”
1949年6月，众人对新中国的国号问题产生了激烈的讨论，到底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国人民民主共和国呢？
张奚若主张使用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作为新中国的国号。他认为，“人民”一词已经充分表达了国家的主体，再加入“民主”则显得冗余。
黄炎培
经过反复的讨论，最终确定为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。但在这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简称的“中华民国”。
在黄炎培看来，国号后留有“中华民国”的简称是必要的，毕竟老百姓的教育落后，感情上也习惯了用“中华民国”，担心去掉会惹争议。
何香凝也更倾向于黄炎培的意见。然而，周致详却持截然不同的看法，他表示：
“中华民国”这个名称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，已经被蒋介石政权弄得苦不堪言。
更何况革命性质不同，这显然是不合适的。我反对简称，就用‘中华人民共和国’。”
如果仔细观察，就会注意到，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视频中，毛主席在宣告时，有一个身着西装、留着短胡须的老先生短暂地出现在镜头，而这位老先生就是张奚若。
1953年，众多知名学者、教授齐聚一堂，对北京历史建筑的存废问题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。
大部分人都是主张要拆的，认为万一朽了掉下来了就会伤人命的。但张奚若却直言不讳地指出：
“我听说‘三座门’等地出了车祸，死了人，有民愤，要拆除，但我有个问题，出车祸的地，都是有牌楼的地方？那出了车祸，到底是牌楼负责还是人负责？”
当时，周恩来总理也出席了这场讨论会。张奚若的发言引起了他的注意，周总理笑着插话道：
“你一宣传，牌楼的命运就更不长咯。”
“谢谢总理允许我说出我的想法。”张奚若回答道。
张奚若批评好大喜功
张奚若虽是一位无党派人士，但他始终一心一意为人民，将国家的兴衰荣辱置于个人之上，勇于直言，无畏揭示时弊。
1956年，他就向共产党提出了建议。他强调，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征途中，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，要有计划地去实行。
切勿陷入盲目追求规模与权力的泥沼，避免空洞的口号与夸大的言辞，以免误导方向。
随后，又在一次座谈会上，张奚若的发言更是直指党和政府工作中出现了骄傲情绪。
他一针见血地概括出了当时党内工作中存在的“四大偏差”：好大喜功、急功近利、鄙视既往、迷信将来。
即什么事情都喜欢“大”；急于快、速成；轻视历史的继承性，一切搬用洋教条；把过去都打倒，认为将来都是好的。
这短短的四句话，仅16个字，震颤着在场每个人的心弦，更是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毛主席对张奚若的这四句话给予了高度评价，称赞他是一位勇于直言、心怀正义感的人，并进一步阐释道：
“不好大喜功不行，但是要革命派好大喜功，要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，不急功近利也不行……
历史是要的，但对过去不能过于重视……还有一个“迷信将来”，人类就是希望有个将来，希望也总是寄托在将来。
所以说，‘好大喜功，急功近利，轻视过去，迷信将来’这四句话，恰好是正确的。”
正如张奚若本人所言，他是一位深爱国家、追求真理的勇者，从不愿奴颜婢膝，向来直言不讳。
在国家需要的关键时刻，他总是挺身而出，大胆发声，用行动诠释了何为真正的爱国情怀与知识分子的担当。
结语
张奚若虽身为无党派人士，却心系国家，情牵人民，始终将国家的利益与人民的福祉置于首位。他的一生，是对“爱国”二字最生动的诠释。
张奚若敢于直言，不畏强权，无论是对国家建设的大政方针，还是对党政工作中的细微偏差，他都能以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问题的本质。
以坦诚的态度提出自己的见解。他的言辞犀利，却又不失温和，总能以理服人，以情动人。
他坚持实事求是，反对空谈与浮夸，强调一切工作都应基于实际，有计划、有步骤地推进。
这种务实的精神，不仅体现在他对国家建设的建议上，更贯穿在他整个人生追求中。
张奚若是一位尊重历史、敬畏未来的智者。他既不强求过去的完美，也不盲目崇拜未来的美好。
以一种平和的心态，审视着历史与未来，为国家的长远发展贡献着自己的智慧与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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